官窑和哥窑作为宋代五大名窑，一直是陶瓷史中研究的重点，但仍有较多问题，如哥窑的产地及时代，“官哥难辨”的历史疑案等。

1998年安徽省繁昌县发现的元代窖藏出土的官窑贯耳瓶，为研究“官哥”两窑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贯耳瓶的发现及细部特征 当时现场发现三只大罐（2件青花兽耳大罐，1件龙泉窑荷叶盖罐），直接埋藏于地下，小件器物装在青花云龙纹、孔雀纹大罐内，除一对贯耳瓶之外还有造型各异的13件青花龙纹高足杯、卵白釉爵杯、霁蓝釉三足炉、瓶及配套的卵白釉器座，皆堪称经典之作（图1）。

图1 繁昌元代窖藏瓷器 出土贯耳瓶（图2），高14厘米，呈扁八棱形，颈部凸起弦纹两道，两侧对称贴贯耳，圈足近直微外撇且较高，从造型上看与南宋特征相似。

厚胎厚釉，釉色呈青灰、月白，并不米黄。

釉面温润如玉，开片纵横交错，大小不一，大开片者色较深，近黑色，小开片间隔其中，色较浅，近无色。

圈足内亦施釉，肥厚，略有缩釉，露胎处呈黑色，垫烧。

器口、棱角转折处、弦纹釉薄处露出黑褐的胎色，“紫口铁足”明显且自然。

图2 南宋官窑贯耳瓶，繁昌元代窖藏出土相关器物的探讨 对窖藏文物的研究与断代应综合考虑，因窖藏器物的情况很复杂，可能有早有晚，不可一概而论，特别是珍贵瓷器，可能是当年的古董，存在早于窖藏多年的可能性。

因此，这对贯耳瓶似不该仅因与元青花同出，而简单划为元代，这只可证明窖藏的年代下限，还是应该结合相关传世及出土的实物资料进行对比分析。

（一）与传世哥窑型器物的对比 这对贯耳瓶，其器型、胎质、釉色等特征与传世的哥窑器物有近似之处，值得重视。

传世哥窑器主要收藏在两岸故宫等大型博物馆，对其年代的认识，之前多认为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属宋代，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学者对其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主要是宋代以后的器物，反映出学者们的不同认识，其时代和产地仍有待于研究。

检视两岸故宫所藏传世哥窑器：台北故宫两件类似贯耳瓶，分别高14、26厘米，小者釉色偏白（图3），黑色大开片，较稀疏，曾陈列在太极殿。

图3 青釉八方贯耳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大者釉色偏青（图4），小开片自然，足壁对开长方形孔，曾陈列在华滋堂和燕喜堂。

图4 青釉八方贯耳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两件足端皆无釉加涂赭色薄汁，台北故宫博物院另两件米色釉高足杯，系元代典型造型，亦如此，在老虎洞窑址元代层有见，其时代应晚一些，仿铁足，而繁昌窖藏出土者足端并未加色，不该视作一类。

北京故宫博物院亦收藏一组类似作品，其中高24.1厘米者（图5），八方器型与繁昌窖藏者较为接近，足两侧各开一圆孔，釉面呈亚光，颈部弦纹露胎色，时代似略早。

图5 青釉八方贯耳瓶，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此外三件皆圆口，其中高13.7、14.8厘米者大开片，高17.2厘米者小开片。

两件呈八方形、小开片，高14.9，14.5厘米。

这些器物：（1）釉面似较亮，其中一件光泽最好；（2）开片黑色十分突出，似有人工着色，唯一一件非清宫旧藏的细密“金丝铁线”最为突兀；（3）颈部弦纹皆未露出胎色。

又首都博物馆藏一件八方贯耳瓶，高14.5厘米，造型接近，但釉色偏黄，也仿金丝铁线，时代应比繁昌窖藏者晚。

（二）与考古出土的“官哥”窑器的对比 这对贯耳瓶通过与各大博物馆收藏的传世哥窑器物对比可得出一些收获外，其出土于元代窖藏的身份也值得重视，检视历年来元明窖藏及墓葬，不乏出土类似的器物。

1.器物特征 （1）安庆元代窖藏 米黄釉盘和花口盏：盘，敞口，平底微内凹，盘底有6个支钉痕，支钉露胎处可见黑色胎体。

盏，花口，口微敛，圈足。

皆釉质肥厚，釉色偏米黄，大小开片自然交错，大片黑，小片淡至无色，“紫口铁足”较为自然。

青釉花口盏及青灰釉盏：青灰色釉，聚沫攒珠，气泡聚集，口沿釉薄处露出深赭胎色，“紫口铁足”较为明显，显得生硬，釉越往下越肥厚，黑色开片，釉面光泽度较好。

青灰釉带把杯：釉面呈亚光状态，釉色偏白，黑色开片，口沿露黑褐胎色，可见明显棕眼。

（2）上海任氏家族墓 胆式瓶4件：淡青色，半失透，细开片；贯耳瓶2件：仿投壶造型，“紫口铁足”明显；鱼耳炉2件：釉面呈亚光状态，釉色失透，米黄色，有支钉，炉耳位置较靠下，两岸故宫传世品中有见。

（3）南京汪兴祖墓 葵口盘11件：皆青灰釉，黑色开片。

按尺寸分大、小两类，大盘直径16厘米左右，圈足露紫色胎骨，小盘13.5-15.3厘米，折腰，圈足内有6个支钉痕，制作规整，十分精致。

（4）韩国新安沉船 瓶2件：贯耳，直口，扁腹，圈足，生烧，温度偏低，釉白，胎呈茶色，釉面布满斜线长开片。

香炉3件：釉色呈月白色，微偏青，釉面开片，有大小不一的棕眼，腹部弦纹及口沿内外釉薄处皆露棕褐色胎色，三足足端无釉，造型及制作皆不甚精致。

（5）北京元大都 哥窑碎片：外观精美，失透薄乳浊釉，开片，器型分别是长颈小瓶、炉和罐，胎多呈黑色，釉色粉青、米白及无色不等。

（6）甘肃漳县汪世显家族墓 多棱直颈瓶2件：一件有残，侈口，长颈，折肩，器身呈多棱形，平底，外底5个支烧痕。

粉青釉，釉色淡雅，开片无色且稀疏，棱角转折处露胎色。

（7）河北定兴县张弘范家族墓 弦纹长颈瓶：圆腹，圈足，胎体较薄，釉较厚，大小开片自然，呈冰裂纹，器身有数道弦纹，釉薄处露胎色。

（8）江苏溧水元代窖藏 长颈瓶一对：敞口，细长颈，胎质粗松，釉面多个棕眼，开片粗黑与细黄两种皆有，圈足露胎呈黑色。

鸟食罐：扁圆腹，上腹部有环形把手，底部三乳足，釉面开片。

三足炉（耳残）：三乳足足端无釉，露胎处呈黑色。

（9）浙江长兴明墓 三足炉和贯耳瓶：釉色淡雅，微泛青，黑色开片，贯耳瓶与任氏墓出土者十分近似。

（10）南京沐英墓 贯耳瓶一对：米黄釉。

（11）南京吴经墓 贯耳瓶一对、双耳炉、小杯：米黄釉，贯耳细小，与口齐平，口沿涂赭色汁，开片细碎，腹部可见明显接痕。

2.年代分析 安庆窖藏中的带把杯（图6），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一件类似的作品，亦发现景德镇白釉、霁蓝釉及龙泉窑作品。

图6 青灰釉带把杯，安庆元代窖藏出土元代金银器中有此造型，如合肥元代窖藏出土的曲柄金杯（图7），即金屈卮，卮应指一侧有环柄的酒杯，可视作其仿造的原型。

结合同出的元青花花卉匜、葵口盘，因此此杯似应属元代。

图7 曲柄金杯，合肥元代窖藏出土青灰釉葵花口盏（图8）与老虎洞窑元代层出土的高足杯（图9）类似，皆带花口，足端加涂赭汁的做法相似，高足杯造型流行于元代，且黑色开片似有人工着色，因此，两件青灰釉盏应系元代。

图8 青灰釉葵花口盏，安庆元代窖藏出土图9 青釉高足杯标本，杭州老虎洞窑址出土米黄釉盘及花口盏，大小开片纵横交错，口沿露胎色自然，并不生硬，造型规整，盘底圆柱状支钉痕与老虎洞窑址出土物较为相似，这两件或略早。

新安沉船出土的几件器物，无论胎釉还是造型，的确不甚精细，元代的可能性大，很可能即元代的哥哥窑，系商品性质。

从沉船中发现的相关资料研究表明，该船是元至治三年（1323）后出航，且无一件明代瓷器，因此是沉于元代的海外贸易船，大部分器物是商品瓷，是出窑不久就打包出海的，应属元代。

元孔齐《至正直记》记载“乙未冬（至正十五年，1355年）在杭州时，市哥哥洞窑者一香鼎，质细虽新，其色莹润如旧造，识者犹疑之。

会荆溪王德翁亦云，近日哥哥窑绝类古官窑，不可不细辨也”。

就沉船中的鬲式炉（图10）而言，胎较厚，釉色也不佳，造型和胎釉与宋代仿古鼎式炉均不同，应系元代作品。

此时距离宋亡已几十年，宋代官窑已不存在，不可能用几十年前的存货来外销，特别是宋代官窑“古董”。

图10 青釉鬲式炉，韩国新安沉船出水明曹昭《格古要论》中“成群对者，是元末新烧，土脉粗糙，色亦不好”，而汪兴祖墓出土的葵口盘（图11），葵口和折腰式皆可见于南宋官窑器，且制作规整，十分精致，似应略早，不应将其视作元末新烧的类型，明洪武四年（1351）只可视作出土器物的时间下限。

图11 青釉葵口盘，南京汪兴祖墓出土 元大都中发现的碎片，因出土于遗址中，还是元代的可能性大。

汪世显（1195—1243），在其家族墓出土的粉青多棱直颈瓶（图12），釉色淡雅，接近青白釉，但其底部有支烧痕，而青白瓷不支烧，因此非景德镇制品。

图12 青釉多棱直颈瓶，漳县汪世显家族墓出土这两件瓶，突出棱和菱花口的造型十分罕见，龙泉窑有瓜棱瓶，但为两片模印拼接而成，底部和口部有明显接痕一道。

而类似的菱花式盏、洗，在龙泉窑和南宋官窑中皆有出现，尤以龙泉窑多见，对比四川彭州窖藏等地出土的金银器，还可见不同窑口共同仿金银器的时代风尚。

类似的造型在玻璃器中亦有发现，如同出该家族墓的元代玻璃莲花托盏，结合其造型和色泽分析，它很可能是从西亚等地传入中国的。

在张弘范（1238—1280）家族1号墓出土的弦纹长颈瓶（图13），时代应属南宋，造型可能仿自玻璃器，如井里汶沉船出土的玻璃瓶，清凉寺汝窑和老虎洞窑址都有类似标本发现，台北故宫博物院亦有几乎一致的南宋官窑作品，南宋龙泉窑亦有类似器物。

图13 青釉弦纹长颈瓶，定兴县张弘范家族墓出土 溧水窖藏出土物胎质粗松，不甚精致，结合同出的龙泉窑瓷器来看，应属元代。

任氏家族墓同出的还有典型的元卵白釉器、龙泉碗等，墓志可见属于元晚期，因此所出瓶及炉最多到元代，并不早，接近墓葬的年代，且可见与龙泉窑制品接近之处，如这件胆式瓶（图14）与元龙泉窑小口瓶类似（图15）。

炉及贯耳瓶与老虎洞窑址元代层出土物类似。

图14 青釉胆式瓶，上海任氏家族墓出土图15 青釉小口瓶，浦城县文化馆藏 长兴明墓，墓主人卒于弘治十三年（1500），可视作器物年代下限。

这对贯耳瓶（图16），贯耳与口齐平或接近，与元大德六年（1302）鲜于枢墓出土一件元龙泉窑瓶相似（图17）。

图16 青釉贯耳瓶，长兴县明墓出土图17 青釉贯耳瓶，杭州鲜于枢墓出土 贯耳瓶与任氏墓出土者类似，仿投壶式，从南宋至元代龙泉窑贯耳瓶有贯耳逐步上移的规律看，应晚于元代。

双耳炉（图18），与溧水窖藏出土者类似。

而宣德炉中亦有类似作品，如《宣德彝器图谱》中冲耳乳炉与之接近，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一件明早期掐丝珐琅炉亦可为例证（图19）。

因此这两件可能为明代，最多到元代晚期。

图18 青釉双耳炉，长兴县明墓出土图19 掐丝珐琅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沐英墓和吴经墓，分别为洪武二十五年（1392）和嘉靖十二年（1533），这两组明墓出土物，特别是贯耳瓶（图20）几乎一致，虽也仿投壶造型，但时代要晚，应系明代，比任氏墓的贯耳瓶更迟，形状都变了，还要难看，细小贯耳，米黄釉，开片细小，白胎，加涂的“紫口铁足”，可能是明代景德镇的仿制品。

图20 米黄釉贯耳瓶，南京沐英墓出土器物功用与时代风尚 从造型上分析，这对繁昌窖藏出土的贯耳瓶仿铜壶造型，仅以两道弦纹为饰，体现宋代宫廷崇尚“清新”“天工”的审美，全凭造型和釉色取胜。

宋代官窑，仿商周秦汉古铜器及玉器的造型很多，是仿古风气影响及祭祀的需要，用于宫廷陈设或礼祭。

依照此对贯耳瓶的尺寸，插个花，作为花瓶，用于祭祀较为合适。

与同时代铜瓶样式对比，特别是仿古花瓶，仿三代铜器，以徽宗朝之后盛，如浙江省博物馆一件南宋铜贯耳壶较为相似。

若以遂宁窖藏为例，铜器、瓷器花瓶皆有，高多在十几厘米左右，“形制短小者，方入清供”。

供养瓶花源于佛教，后逐渐汉化，并以宋代盛。

鲜明的宫廷式样，多取自《宣和博古图》，造型从铜器的凝重中幻化出至简的曲线，优雅端庄，多次上釉，追求玉质感，古意盎然。

从器物组合上分析，同窖藏出土元代蓝釉炉、瓶一组供器，及大罐、高足杯、爵杯为酒具一组。

宋代多见两侧花瓶，中间香炉。

因此，当时中间可能还有个香炉，只是在传世过程中遗失。

繁昌窖藏这对瓶分置两侧以养花、一件官窑炉居中陈列以焚烟，似乎也十分贴切。

器物窑口及年代 繁昌窖藏出土的这对贯耳瓶，黑胎，“紫口铁足”特征明显，开片自然，造型端庄典雅，应系南宋官窑制品。

乌龟山窑址一般认为是南宋郊坛下官窑，老虎洞窑址则有南宋层和元代层两个地层堆积，较为复杂，仍有一些未解决的问题。

乌龟山窑址的发掘，总体上可见其前期承接北宋官窑、汝窑等的特色，胎由厚转薄，釉由薄变厚，支烧到垫烧，证明南宋官窑“袭故京遗制”。

此件或属于窑址内的Ⅱ式即过渡期，呈现承前启后的复杂现象。

这对贯耳瓶，从南宋官窑发掘报告上可见类似的作品，而八方造型亦有发现，如瓶Ⅱ型，八棱扁腹瓶，内腹轮制，圈足另接。

瓶V型，花口瓶，分片接。

方形器或六方壶应是用泥片法拼接并入模子中成型后再手工修坯，“澄泥为范，极其精致”。

而丽水南宋德祐元年（1275）墓所出龙泉窑六角瓶亦为相似，可为同时代器型的佐证。

传世品中亦不乏类似作品，如北京故宫清宫旧藏的宋官窑贯耳瓶（图21），高23厘米，小开片，底足呈现特征尤为相似。

台北故宫也有相似的一件，粉青釉，开片更加清晰，口沿及弦纹釉薄处露胎色。

图21 宋官窑贯耳瓶，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官哥难辨”的思考 第一，需要明确两个概念即明清文献记载的哥窑和传世哥窑。

哥窑一词的出现以明初曹昭的《格古要论》为最早，应指宋代龙泉黑胎产品，与章氏兄弟密切相关，基本特征为黑胎、紫口铁足，青釉开片、片纹大小不一，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吻合。

今天我们称呼的所谓“传世哥窑”器物乃今人的命名，很多是根据直观的简单分类，并无太多依据。

仿烧哥窑从宋代以后历代都在生产，其中很多器物到不了宋代。

第二，传世哥窑问题，胎质和釉色种类繁多，正如冯先铭先生所言“从时代上讲，应有早晚之别，从产地上说，也恐非一处瓷窑的出品，情况是比较复杂的。

”因此不应该作为一个标准来研究，而应将宋代的作为哥窑，将元代的仿哥，明清的仿哥都区分开来。

第三，谈到官窑与哥窑，长期以来学界就有“官哥难辨”的历史悬案。

目前常言的传世哥窑特征“金丝铁线”，而这是清代《南窑笔记》中才出现的，但如从今天的分类来看，二者区别还是很大的，堪称一目了然，也证明这样的认识是有问题的。

而“官哥难辨”才正确，至于如何区分，如哥窑（指龙泉），特别是早期产品，使用泥质垫饼，烧成时垫饼与器物胎质收缩率不一致，器物圈足容易变形，而官窑多用支钉支烧或瓷质垫饼，不会出现圈足变形的情况。

且相对来说，哥窑温度比官窑高，釉更透明，色偏暗，有棱角的器物多见，而官窑中则少见，今天很多哥窑被划到官窑中，当做官窑对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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