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翻阅自己多年前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发行的研究专著《古玉新经》一书，仍会一次又一次地赞叹古老、深奥、神秘、多彩的中国玉文化。
我认为传承几千年的，以玉雕工艺为载体的中国玉文化是举世无双的艺术瑰宝，完全可以向联合国申报纳入可传承性的非物质的世界文化遗产。
    我们中国文字记载的历史有5000多年，而玉文化的历史至少有8000 年。
从目前考古发掘证明，在新石器时代中后期兴隆洼文化遗址出土的一柄青玉斧，可以确认为是我国最早的用磨制钻孔工艺加工出来的玉器。
在玉石不分的新石器后期的文化遗址里，出土了许许多多的玉石工具，无怪乎一些专家学者提出要在我国的远古史上介入一个“玉兵时代”（玉兵是指用玉或美石制成日常用具和生产工具），或称“玉器时代”。
        玉是一切美好事物的象征       我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和钟鼎文中就有“玉”字的存在。
汉代《说文解字》 中将“玉”从形象角度作了解释：“象三玉之连其贯也”。
其意思是用三块横玉，再用一条将其贯连，成“玉”字。
清代学者俞樾《群经评议·尔雅》 中曰：“古人之问，凡甚美者则以玉言之”。
千百年来，人们用“玉”字组成一系列的字和词组，以表达一切喜爱的事物和美好的祝愿。
凡有玉字构成的字都是贵重的东西，如：宝、理、珍等；用玉组成的词都含有赞美之意，如：玉音、玉容、玉颜、玉体、玉照、玉缘、玉成、金玉满堂、金玉良言、玉树临风、亭亭玉立。
又如：玉石俱焚比喻好的和坏的一同毁掉；宁愿玉碎，不愿瓦全，比喻为正义而死等。
      玉是古代伦理道德的标准       正因为千百年来人们把玉视为一切美好事物的象征，并从玉所特有的温润缜密等自然属性生发开来，经过演绎和归纳将其人格化，“君子比德于玉”，赋予玉以种种美德。
汉代《说文解字》 的作者许慎认为玉有五德。
这五德是“ 润泽以温，仁之方也；勰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不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洁之方也”。
许慎通过对玉的质、色、声、雕等内涵，将其喻以为仁、义、智、勇、洁等五方面人的品质。
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制玉工艺达到空前未有的高峰期，诸子百家更是众说纷纭，对玉器（包括其功能和价值）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对我国玉文化的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
      玉器是等级和权力的象征       在原始社会中，由于工具的落后，加工一件玉器往往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因此佩玉的只能是部落的首长，玉佩象征着权力。
据考古发现，新石器时期的玉器中，有一种叫“钱”的玉器，粗看像一把玉斧，但刃边上毫无使用过的痕迹。
研究认为部落首领将其绑在木棍子上，作为兵权的象征，用以指挥打仗，在礼仪场合也当礼器所用。
        东西两周时期用玉的权力和等级观念表现得十分突出。
当时尚未使用玉玺，周王朝封官爵，授给被封官员一种叫“瑞”的玉器。
这些官员所持“瑞”的名称：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
它有六种不同的尺寸，王、公、侯、伯“瑞”的尺寸分别为十二寸、九寸、七寸、五寸，以下尺寸无法再小，故子和男只能执两种形制的璧。
另一种玉器叫“符”，它是一种可分为两半的虎形玉器，合起来为一个虎，分开来为两个半虎，合拢的一面，中间制成阴阳楔头式，以便相互徵信。
天子向诸侯百官下达命令以“玉虎”为证。
朝廷派官员驻守边关，交给一个半“符”，天子若有命令，就派人持另半个“符”作为徵信去传达命令。
具有表达天子旨意。
相当于“符”作用的，在周朝主要还有两种玉器，即环和玦（这两种玉器以后逐步演变为佩饰玉）。
《周礼》记载：“逐臣待命于境，赐环则返，赐玦则绝”。
在边境驻守的官员，在驻期演时，能否回京，必须听候天子命令。
当天子派人送来的玉器是玉环，那么谐音“返”，可以回去；如是玉玦，肯定是天子对该官员大为不满，玦与“绝”谐音，那此官员只有自绝而死的份了。
在周朝贵族中流行一种叫“杂佩”的组合玉器作为高贵身份的象征。
不同身份等级的贵族佩挂不同玉质、尺寸、纹饰、色泽的玉佩，并连成不同式样的玉饰组佩。
当时明确规定：天子佩带白玉而用赤黑色的丝绶带，公侯佩带有山玄纹的玉而用红色丝绶带，大夫佩带有水苍纹的玉而用黑色的丝绶带，世子佩带美玉而用杂色丝绶带，士则佩带一种瓀纹的玉质较差玉石而用黄色丝绶带。
玉饰组佩是贵族身份在服饰上的体现，身份愈高，玉饰组佩就愈长愈复杂；身份较低的，佩饰就相对短小和简单。
试想两周时期的那些身份不同的贵族，每逢朝会或祭礼时，佩挂着长短不一，形制不一的玉饰组佩，迈着缓慢的步履，伴之以玉器碰击而发出的叮叮当当的悦耳声，俨然的风度，何等的气派！周朝这种用玉上的等级制度，对后世各朝代影响很大，并一直延续到晚清时代。
      玉器是宗教神明的使者       先民们认为，玉就是美的石头。
他们在看玉、用玉过程中，其对玉的审美水平不断提高，进而将玉的作用不断神化，玉之美被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在进行祭祀和巫术活动中，玉器被古人作为沟通人与神的法物。
从大量考古发现证明，玉琮和玉璧是最有代表性的作为宗教神明使者的玉器。
在江苏武进寺墩良诸文化遗址的一个墓葬中，出土了32 件玉琮，24 件玉璧和一件玉钺。
墓主是一个20 岁左右的青年．专家分析认为，此墓主身前可能是一位军事首领。
这些玉琮绕墓主围成一圈，玉璧分别置于棺木之上及墓主的头、胸部和背部。
这种排列可能与原始宗教巫术有关，先民们希望神灵保佑死者平安吉祥，并能早上升天界。
      玉琮是一种柱形的玉器，外方内圆，代表“天圆地方”的意思。
玉器的中间有一个上下贯通的圆孔，代表天地之间的沟通。
祖先神明的灵魂可以在孔中驻留，也可以从天而降或从地而出。
玉璧是一种扁圆形的玉器，中间也有一个圆孔，也是与祖先神灵沟通的宝物。
不少专家认为玉琮和玉璧都是新石器时期先民们进行祭祀时敬请神明祖先的法物。
推测当时巫师在法事时，用一根木棍将玉璧和玉琮穿起，组成一组连通天地的法器。
巫师凭借这法器进行与天、与祖先神灵的沟通，以显示其无比广大的魔力，从而达到统治原始部落的目的。
良诸文化的一件大玉琮上就刻有当时的巫师凭借玉琮、玉璧进行祭祀作法的宗教活动的场景。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许多与玉有关的事件，它使中国的玉文化更显精彩。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和氏之璧”的历史典故。
在中国玉文化演绎发展的过程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对中国玉文化的影响最大。
孔子对玉器采取较为实际的态度，他摒弃原始宗教中将玉石为神物的观点，他也不考虑物以稀为贵来讨论玉石，创导从玉石的自然美与人的道德操守相联系，他不重视玉材，而重视玉器，特别是玉制成的礼器。
在《礼记》 中，孔子称玉有十一德：仁、知、义、礼、忠、乐、信、天、地、德、道，强调玉器的表现形式要与内容相统一，并将玉和君子的操行联系在一起。
《诗经·秦风·小戎》：“言念君子，温其如玉”。
“温”是儒家关于人的品德的最一般和最广泛的要求，主要表现为，处世的温良恭俭让，对人的宽宏大度，以及处理事情的适度合理。
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又结合当时的玉器和用玉情况进行归纳、想象、阐述，肯定玉在政治上、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在理论上形成了独特的儒家用玉理论和儒家用玉体系。
由于儒家思想被后世的封建王朝奉为其统治的主导思想，因此儒家关于玉器的理论对中国的玉器的影响最大，一直到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还常常会涉及到这些思想。
      中国玉文化的载体是玉器之本身       没有玉器，也就没有玉文化，没有玉雕工艺的发展，也就没有玉文化的发展。
中国是世界公认的“玉石王国”，不仅因为中国是一个产玉大国，其蕴藏量之丰富，品种之齐全，分布地域之广阔，和田美玉品质之好，更重要的是中国有着悠久的采玉、治玉和用玉历史。
世界各国中只有日本、欧洲、毛利、玛雅以及阿拉伯等地有过一定的用玉历史和碾玉技艺，但与中国相比较，都是望尘莫及的。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红山文化玉器简练朴拙，粗犷大气；良诸文化玉器工丽繁缛，精细秀气，共同代表着这一时期玉雕工艺的最高水平。
春秋战国的玉器精工巧作，奇美无比，是高古玉器工艺水平的代表。
清代的气势恢宏的大型玉山子和“乾隆工”的玉雕件，则是集中国传统玉雕工艺之大成，是中国古玉器发展的顶峰。
当代的玉雕工艺更是百花齐放，美不胜收，流派纷呈。
据专家考证，推测在4500 年前的良诸文化时期就已经有了用以加工玉器的机械，即最原始的“砣机”。
中国的玉雕工艺源源流长，传承有序，这一切都是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所没有的。
      这些年来，我一直为中国玉文化的申遣而摇旗呐喊，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和呼应。
最近上海也将“海派玉雕”向文化部提出纳入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
这说明玉雕工艺已经得到了地方一级政府的重视，上海是中国现代玉器的重要产地，是中国“南玉”的代表。
在十九世纪初期，苏州、扬州等地的玉器制品通过上海这个重要通商口岸向外输出，导致了玉器业在上海的发展，周边地区的一些玉雕艺人因此纷纷流入，进一步推动了上海玉器业的繁荣。
在当时就形成了为外来洋人需求服务的“洋装派”，为国人需求服务的“本装派”和专门以仿青铜器造型及秦汉以来古玉器为主的“古董派”。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上海现代玉器品种主要有器皿、人物、鸟兽、花卉和首饰，尤以炉瓶最有特色。
碧玉雕《周仲驹彝》、青玉雕《兽面执壶》被国家美术馆收藏。
其玉器具有造型挺秀、玲珑剔透、俊俏飘逸和时代感强烈的“海派”艺术风格。
但是如要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遣，光靠一个“海派玉雕”还是不够的，它必须是中国一组最有代表性的地方玉雕工艺的“集合”。
“申遗”项目名为“中国玉雕”或“中华玉雕”它至少还应该包括“京派玉雕”和“扬州玉雕”和“台湾玉雕”。
      “京派玉雕”在明、清两朝以皇宫御作为主。
制玉业空前繁荣，各地玉雕大师荟集北京。
1949年以来北京玉器业挖掘传统技艺，推陈出新，创作了许多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国家级玉器珍品，如曾获得国务院嘉奖的四件翡翠作品《岱岳奇观》、《含香聚瑞》、《四海腾欢》、《群芳揽胜》有清宫遗韵，自成一派，独领风骚。
“京派玉雕”作品以器皿、人物和盆景花卉为主，其中以人物和俏色作品更为突出。
其玉器用料极妙，重在表现玉料的润泽、造型的气势意境和外形完美、强调突出作品的体积感和空间结构感，作品工巧爽利，厚重沉稳。
“京派玉雕”恢宏大气，，形成具有荡荡皇气的“京派风格”，是中国“北玉”的代表。
      “扬州玉雕”积淀深厚，源远流长。
扬州是我国著名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中国古代和现代玉器的主要产地。
经当地考古发掘，在多处汉墓中出土了玉璧、玉环、玉镯等器物、其造型生动、纹饰优美、工艺精细。
隋代运河的开挖，使扬州成为重要商埠，玉雕等手工业高度发达，扬州玉器成为唐王室的主要贡品。
到明清两代，扬州成了全国琢玉中心之一。
清代时，宫庭造办处难以完成的一些大型山子玉作都是由扬州玉雕艺人来完成的。
现代的“扬州玉雕”经过近几十年探索，其玉雕作品的重心依然在继承和发扬了传统的山子雕工艺，以创作大型玉雕山子为最有特色。
现代扬州玉雕艺人创作的大型碧玉山子聚珍图、白玉山子大千佛国图和青玉山子汉柏图在中国现代玉雕艺术作品中占有不可的取代的地位。
      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台湾震旦馆以“中华玉文化，城市新发展”为主题，别据一格地对中国博大精深的玉文化进行宣传和铨释。
“希望由玉文化所揭示的人文基因，为城市缔造新风格提供灵感与帮助，让未来的生活更美好”。
台湾的玉文化史也是中国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台湾距今约5300-2300年的新石器时代的卑南文化遗址中出土了许多玉器。
经考证其玉材主要来自花莲县的玉矿。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台湾喜玉爱玉的人很多，玉雕业也颇有规模。
前几年，上海举行过多次两岸三地（上海、台湾、香港）玉雕艺术品展。
我观后对台湾玉雕艺人的作品印象极深，特别是对其精巧的虫草玉雕小品赞叹不已。
一片似断非断的草叶筋脉毕现，上面有一只栩栩如生小虫。
叶是绿的，虫是红的，维妙维俏，具有极强的写实感，好似一幅极妙的“工笔虫草”画。
因此从“中华玉文化”的角度来考量，“台湾玉雕”也应当之无愧地作为中国玉雕工艺的代表归入这个“申遗”的“集合”中。
      我深深的知道，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泱泱的文明古国、文化大国，可以“申遗”的项目实在太多了，在东方文化圈里，千百年来受中华文化（尤其是汉唐文化）的影响，我们一些周边邻国的历史文化习俗几乎与我们完全一样，有些项目如不及时去“申遗”，一不小心就会象“中秋习俗”一样，给别人捷足先登了。
而“中国玉文化”唯我独有，不用担心。
记得毛泽东曾有过一句名言：“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以玉雕工艺为载体的中国玉文化，是世界三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国粹”，是丰富多彩的华夏文化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我们的民族自古就有尊玉、爱玉、玩玉、佩玉的习俗。
时下国泰民安，民间又悄然兴起了收藏包括玉器在内的古玩热，这支庞大的人群是中国玉文化的积极传播者和赖以生存发展的土壤。
为弘扬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我们应该让中国玉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除了中国玉文化以外，我认为凡是独具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艺术（如瓷器、刺绣、中国画、周易等）都可以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纳入可传承性的非物质的世界文化遗产范围，中国的古琴和昆剧和端午节习俗已先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批准为可传承性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如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一排序，我以为以玉雕工艺为载体的中国玉文化的“申遣”已是名列前矛，当仁不让。
如申报成功，对中国玉文化的发展，对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和经济建无疑会带来巨大的影响。
      但我们希望国家有关部门能对以集中国玉雕工艺之大成的“京派玉雕”、“海派玉雕”、“扬州玉雕”和“台湾玉雕”的中国玉文化的“申遗”的“摇旗呐喊”声，给以高度的关切和重视，由国务院文化部和对台办牵头，将此事排入“申遗”工作的时间表中。
我在给台湾的古玉爱好者和玩家上课时曾多次动情地说：“我们海峡两岸的古玉爱好者都共同玩着同一祖先遗传下来的东西，中国玉文化的力量是何等的伟大啊！”。
如果我们海峡两岸能以“中华玉雕”的名义，联手“申遗”，又将给“中华玉文化”增添多少的内涵，也给两岸的沟通交流增添多少的佳话啊！“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切莫再等了，我们期盼着这一愿望能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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